易纲 2023年11月6日

　　今天很高兴参加丝路基金可持续投资研讨会。丝路基金是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而成立，我一直非常关心丝路基金各项工作的进展，从丝路基金的筹备，到公司的组建运营，到投资业务的不断拓展等等。今年适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10月份也刚刚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丝路基金有多个项目纳入峰会成果清单，并获得新的800亿人民币增资，这里我向丝路基金表示祝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投资，这里我谈几点看法。

　　一、绿色发展成为凝聚全球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促进绿色发展”为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世界经济脆弱性突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等挑战。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当前，全球变暖速度可能快于预期，低碳转型对于全球各国而言都是更加紧迫且艰巨的挑战。近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罗宾·兰博尔研究团队在《自然·气候变化》月刊发文称，对于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升温尽可能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的要求，按有50%的把握实现这一目标计算，全球剩余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只有2470亿吨，基于当前全球约400亿吨/年的碳排放速度，上述剩余排放量大约6年后就会耗尽。此次兰博尔团队计算的2470亿吨剩余排放量，只有此前联合国评估的4940亿吨排放量的一半，主要变化原因是距上次评估时间已过去了近三年，而且兰博尔团队使用了新的预测模型、并采用了更新的冻土融化数据等等。此外，兰博尔团队预计，如果希望有50%的把握实现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则仍有1.2万亿吨的碳排放余量。

　　近年来，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2023年上半年，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7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7万亿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为支持世界和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外，国内还出现很多创新绿色产品，包括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ABS、绿色信托等。

　　二、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关键要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降低绿色溢价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要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意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必须发生深刻转变。

　　实现双碳目标，任务众多、内涵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减少碳排放，其中难点有两个方面：一是逐步降低碳排放的负外部性。排碳增加了温室效应，对整个社会是有成本的，但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由社会承担，因此具有较大负外部性。只有排碳有合理定价，比如排碳需要缴纳碳税或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使各微观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

　　二是逐步降低绿色溢价。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双碳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迅速，成本下降很快，但总体来看，由于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排碳成本，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高，高出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提高排碳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的支出成本；另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市场化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

　　低碳转型的重点在于能源转型，能源转型的主体在于电力转型，而电力转型的关键因素是电价。我国用电量居全球首位，2022年达到8.6万亿度，是美国（4.1万亿度）的两倍多；人均用电量约6100度/年，是全球人均水平（3200度/年）的近两倍。但我国电价处于全球较低水平，国内电力资源浪费比较严重，部分地区夜间灯光卫星图明亮程度已超过欧美主要都市圈。价格机制是比较有效的政策机制之一，可考虑利用目前物价较低的窗口期，适当提高峰值电价，以最大限度缓解拉闸限电压力。同时，还可以从需求方推动碳减排，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我国和各国经验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助力解决上述两个难点，为信息披露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激励机制。

　　三、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一）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绿色经济、能源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按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的计算，在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累计需求将达450万亿元（按2018年不变价计），平均每年约15万亿元。其他方面的测算投资规模也都在百万亿人民币。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靠引导和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为此，需要推动做好三方面基础性工作。

　　一是按照“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在绿色债券方面，2021年人民银行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2022年7月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这两项标准是我国绿色债券实现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重大突破。近三年来，人民银行与欧盟持续推动中欧绿色金融标准趋同，于2021年共同发布、并于2022年6月更新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在最新一版目录中，趋同率达到80%，多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基于该目录发行、发放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得到市场高度认可。

　　二是要分步建设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序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融资主体，统一披露标准，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在G20框架下，推动和加强信息披露方面的国际协调。目前，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金融机构需要报送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通过信息披露，社会各方能够测算并验证排碳和减碳行为，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确保排碳数据真实准确，才能防范“洗绿”、资金套利、项目造假等风险。同时，还要与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等机构做好信息披露标准的对接和协调。

　　三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双碳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提高碳排放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中央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则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2021年，人民银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发展。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到期收回，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自担风险。接受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及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接受第三方核查和社会监督。截至2023年上半年，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约4500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约75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取得良好效果。

　　（二）为碳市场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促进碳市场的定价功能

　　只有对碳排放合理定价，才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外部成本进行定价，使排放主体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通过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对碳排放进行调节，调动排放主体的减排积极性，抑制对高碳能源与商品的消费，引导资金投向低碳技术与清洁能源。

　　我国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发挥碳市场的金融属性，通过引入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产品来提供金融支持，帮助提高碳市场的定价功能和交易效率。发展碳市场需要足够丰富的多层次的金融化衍生产品，不仅包括期货、期权、掉期、远期这些交易性产品，还要包括抵质押、资产证券化、担保、再融资这样的融资性产品，以及保险、指数等服务性产品，以帮助控排企业以及投资者实现跨期贴现、套期保值、合理套利以及风险管理。金融管理部门应该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参与碳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在碳市场发展过程中更多体现其金融属性，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推动碳价格充分反映风险，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

　　（三）发展转型金融，推动高碳产业减碳转型

　　绿色金融主要是支持零碳和碳排放很低的经济活动，由于我国经济目前主要还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很多高碳行业即使有转型意愿和转型计划，也较难获得向低碳转型的资金支持。绿色金融目录中容纳的转型类经济活动并不充分。为此，转型金融应运而生。转型金融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支持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为主要目标，运用多样化金融工具为市场实体、经济活动和资产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有效的转型金融安排，有助于帮助高碳企业提前退出高碳运行业务，加速其低碳转型，同时有助于减少转型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2022年，人民银行牵头推动制定《G20转型金融政策框架》，并在G20领导人巴厘岛峰会上通过，为各方建立转型金融体系提供了指引。

　　（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可持续投资大有可为

　　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一方面，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各国中央银行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可持续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有效途径。可持续投资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高度契合，作为有效的绿色金融工具支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兼具盈利性和正外部性。可持续投资并非只涉及“纯绿”项目，同时也应包含绿色转型项目。通过将资本引导向绿色技术如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等，促进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减碳转型；同时投资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可持续投资在全球绿色发展、能源转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我的几点体会，供大家参考。也希望今天的研讨会能够对上述重要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共同促进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谢谢大家。

　　2023年11月6日，丝路基金召开可持续投资专题研讨会，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出席会议，并就绿色与转型金融体系建设发表主旨演讲。公司董事长、可持续投资委员会主席朱隽介绍了丝路基金开展可持续投资工作的实践和展望。来自相关监管机构、国际标准组织及中外金融机构的嘉宾和代表出席会议并就能源转型路径、政策与激励机制、可持续投融资支持和国际合作、信息披露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蔡学军及公司各位领导出席了研讨会。

　　主持人：不同的国家、机构对ESG的投资有不同的看法。朱隽董事长在国际ESG投资、可持续金融方面有很多研究和认识，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朱隽：ESG投资现已基本成为国际社会主流的共识。实践中各国推动ESG投资的模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主要是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如产业补贴、碳税等，或货币和金融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可持续投资的领域。另一方面还通过制定各种信息披露标准，提高企业违反ESG投资原则的成本，通过“胡萝卜+大棒”的政策措施，自上而下地推动改变市场竞争关系。中国和欧洲主要采取这样的模式。但是2022年美国发布通胀削减法案（IRA，Inflation Reduction Act），开始通过政府资金投入支持本国光伏和氢能等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这表明各国政府在转型引导方面出现了比较类似的政策态势。

　　另一种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即投资者自发通过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投资ESG项目，政策引导相对较少。我们的观察发现美国大多数时期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货币政策不会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这种纯粹由市场主导的ESG投资模式，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可能因为ESG投资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高、回报不太稳定、技术不成熟而投资动力不足。我们发现在ESG投资领域目前有资金过度集中的情况，比如资金更愿意进入新能源基础设施和交通等领域，而一些还处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工业和建筑领域的减碳、绿色解决方案等，资金投入存在不足。

　　因此，ESG投资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相结合是必要的。一方面需要由政府负责制定ESG投资的分类标准，提出信息披露的要求，并负责实施监管。另一方面市场机构，包括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团体要主动作为，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包括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来推动ESG投资。

　　主持人：丝路基金在亚洲、非洲、欧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的投资项目，请问在不同的市场ESG投资遇到哪些挑战和困难？

　　朱隽：丝路基金面向“一带一路”国家，主要投资于四大领域，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和金融合作，前两个领域有较多重资产配置。在近9年的投资实践中，确实遇到了相当多的挑战和困难，应对措施也因时因地因国而有所不同。在此主要分享三点心得。

　　一是对减排的认识，从1到0是减排，从1到0.5、1到0.7也是减排，ESG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带一路”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社会政治问题有时还很尖锐，资源禀赋也有所不同，决定了ESG转型不可能迅速完成。俄乌冲突以后，国际社会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有的国家重启了化石能源，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反ESG”甚至退出净零联盟的现象，大家普遍认同能源转型应该是渐进的。丝路基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推进转型投资非常重要，需要把节能减排作为推进传统能源转型的重要环节。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按照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化石燃料在能源总供应当中的比重仍然会超过20%。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化石能源仍然是重要的能源基础，直接转向绿色或新能源是比较困难的。在实践中，目前中欧共同分类目录趋同在80%左右，但仍然有20%标准不一样。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坚持的底线，一是要符合中国的分类标准，二是要符合东道国，也就是被投国家的分类标准。例如，2022年丝路基金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发电站项目。在有的国家天然气不是清洁能源，但是在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这尽管是一个燃气电站项目，但是项目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源禀赋特征，和传统的火电项目相比，每年可以减少碳排放超过260万吨。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转型投资案例。

　　第二，转型投资当中“源头替代”和“末端治理”要相互补充。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种工具撬动更多的商业资本投资于新能源、生物燃料等替代化石能源的新技术，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技术条件下还不能实现完全的减碳，需要继续投资于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脱硝脱硫等技术，来帮助实现降碳、减排。丝路基金投资的多个项目可以在源头上替代部分传统能源工具，同时我们也在参与某些能源类项目的过程中，要求获得融资的传统能源企业提供新能源和CCUS项目的投资机会。例如，最近我们正在某个项目的谈判过程中，探讨以同等或类似的资金规模，分别投资于同一家公司的传统化石燃料项目及新能源和减排项目，从而实现源头和末端的投资组合，降低碳排放。

　　第三，如大家共同感受，能源投资存在“三难组合”，即能源投资的经济性、稳定性和清洁性，比较难以同时实现。在新能源中，太阳能和风能具有清洁性，发展也比较成熟，有的国家已经可以平价上网，但是在稳定性方面存在缺陷。传统的化石能源在经济性、稳定性方面有优势，但在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清洁性难以达到要求。对于投资者而言，如刚才所说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主动作为，在标的选择和管理中可以把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作为整体资产组合看待，以互补的方式寻求平衡。而对于政策制定者，需要“自上而下”地谨慎推进减排目标，建立和完善关于能源清洁性的市场机制，把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这些成本纳入市场价格，推动依靠市场力量实现均衡配置。

　　主持人：请朱董事长分享一下丝路基金在ESG投资方面的最佳实践。

　　朱隽：丝路基金是一个以股权投资为主的机构，主要是通过尽职管理和股东的参与提升企业的ESG治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谈不上最佳实践。

　　去年丝路基金成立了可持续投资委员会，发布了自己的可持续投资政策，制定了可持续投资的负面清单。目前我们正在搭建可持续投资数据系统，开展碳足迹的测算。

　　同时我们主动发挥投资人的作用，推动被投企业ESG治理。举个例子，近期我们在刚刚提到的“源头替代”和“末端治理”的组合项目投资当中，尝试谈判加入和ESG挂钩的超额利润分配（ESG-linked carry）的条款。也就是说，如被投企业达不到我们提出的ESG要求，应该给予股东方一定金额的赔偿。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股东方对被投企业的碳减排提出了一些硬性要求。另外去年在对亚洲某国企的投资项目当中，我们深度介入了这家企业治理结构的搭建，帮助建立了董事会，搭建专业委员会，制定合规管理制度，跟踪并监督这家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整合其上下游资源，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多方面赋能。

　　今年，我们已向主要合作伙伴发放了ESG调查问卷，搜集他们关于ESG投资的相关做法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这一方面是基于完善自己的ESG投资数据库，建立信息披露框架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和国际同业的交流，相互借鉴、相互督促，共同促进ESG投资的发展。

　　未来，丝路基金还将继续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更好的把ESG理念融入到投资活动当中。

　　2023年9月5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指导委员会向丝路基金等3家成员机构颁发“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在可持续投资领域的经验知识以及技术的分享、促进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推动国际可持续金融合作等方面的积极进展和努力。

　　下一步，丝路基金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在转型金融、可持续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